第六届“如何让农民富裕起来”座谈会在京召开

孙林（农民日报社总编辑）：各位领导、来宾，各位专家学者，新闻界朋友们大家下午好。又是一年相距时，这几年每到春节过后，一号文件发布不久，大家就相聚在一起，邀请专家、领导解读一号文件精神，到今天这个活动已经是第六届了。这次我们开一个圆桌会议、座谈会，围绕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水平进行座论。今天座谈会在两个方面与以往不同，一是邀请到了基层领导来介绍案例，二是请报社中层干部和记者参加，把座谈会变成我社学习贯彻文件精神、指导办报的培训会。

首先介绍出席本次会议的领导，国务院研究室副主任黄守宏，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刘振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韩俊，中国农业大学校长柯柄生，中华新闻工作者协会党组书记翟惠生，农业部总经济师孙中华。

下面我介绍各位领导和嘉宾，介绍完后请大家一并鼓掌，农业部政策与法规司司长张天佐，中国青年报总编辑张坤，中央电视台农业节目副总编辑傅雪柳，健康报社社长王硕等。来自地方的领导有：内蒙古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书记佈仁，河南省西峡县县长李德成等，参加今天座谈会农民日报社领导有党委书记社长唐园结等。我们特别给大家介绍本次活动支持单位永业集团董事长吴子申，永业集团总裁程坦，让我们对参加座谈会的各位领导和嘉宾、各位新闻界朋友到来表示衷心感谢和热烈欢迎。

今天座谈会的主办方致辞之后，各位领导专家将围绕中央一号文件精神进行解读，之后，我们请永业集团的吴总讲一讲永业的发展案例，最后我们请基层的领导介绍地方发展案例。首先我们请农民日报社党委书记、社长唐园结致辞，大家欢迎。

       唐园结（农民日报社党委书记、社长）：

刚刚过去的2013年，虽然有国民经济增速放缓、部分农产品价格疲软、自然灾害贫乏等不利因素，农民增收实现了改革开放以来首次“十连快”，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速跑赢GDP1.6个百分点，超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2.3个百分点，城乡居民收入之比连续4年下降，城乡和区域收入差距缩小的态势进一步显现。然而尽管有了历史性的“十连快”，但城乡收入差距仍然较大，区域之间、农民内部之间收入差距也很明显，农民增收的基础还比较脆弱，增收渠道还需要拓宽，增收长效机制有待建立，保证农民收入持续较快增长，实现到2020年翻一番的任务非常艰巨。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当今中国农业问题，关系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如果亿万农民没有过上富裕的生活，我们的小康就只能是低水平小康，只有补上农民收入低这个短板，促进工农城乡协调发展，让亿万农民同步进入小康，过上更加富裕体面有尊严的生活，小康社会才能真正全面实现。

      习总书记强调，做好“三农”工作的一个核心任务，就是促进农民收入持续较快增长，要综合发力，广辟途径，建立促进农民增收长效机制，这给我们做好相关工作指明方向：一要建立健全与国情相适应的农业支持保护体系，国家力所能及的多给农民一些钱；二要利用价格杠杆提高农业生产效益，让农民多赚一些钱；三要让从农村转移出来的农民与城镇职工实现同工同酬；四要稳步推进农村改革，保障好农民承包地、宅基地、集体建设用地这三块地的权益，让农民多得一些钱。

    作为党和政府指导“三农”工作的中央媒体，为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为全体农民同步实现小康，传递好声音，传递更多利于“三农”发展正能量，是我们使命所在，这也是我们持之以恒坚持主办座谈会原因所在，报社也从座谈会中不断汲取营养，强化服务意识，锤炼服务能力，与亿万农民增收步调一致，报社各项事业也在同步成长。

2013年报社继续发挥“三农”宣传挑大梁和主力军的作用，多篇报道得到习近平总书记、李克强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批示，目前报纸发行量已经突破71万份，在中央主流媒体当中名列前茅，公信力、影响力和亲和力达到了新的高度，为党和国家“三农”工作大局服务，为农民服务，为服务于农民的人服务的能力和水平，都有了质的提升。感谢各位领导专家在这里，为让农民富裕起来分享智慧、献计献策，各位的真知灼见将通过我们报纸将和全国亿万关心农民的读者见面。今后农民日报将一如既往的关注农民持续增收，农村同步小康的问题，继续组织好这个座谈会，为促进农业更强，农村更美，特别是农民更富营造良好的理论氛围。

另一方面农民日报继续跟进不断发展的“三农”改革形势、媒体环境和农民日报自身优势，我们也将不断创新开拓为农民持续增收服务的平台、载体和形式，与像永业集团一样长期致力于促进农民增收的“三农”企业加强合作，直接参与到带动农民增收活动当中，全方位多渠道提升我们为农民增收能力的服务和水平。

      孙林（农民日报社总编辑）：首先我们有请国务院研究室黄守宏副主任，大家欢迎。   

国务院研究室副主任黄守宏

      黄守宏（国务院研究室副主任）：今年一号文件以深化农村改革为主题，应该说包括了很多方面的内容，整个文件、内容、创新、政策等说已经很清楚，这里面我想谈个人的看法，我认为中央一号文件里面可能有四个方面事情可能特别需要注意。

      第一点，就是关于构建国家粮食安全体系，这一条是中央一号文件中放第一条里，为什么？大家知道，过去连续十年，粮食生产前所未有实现“十连增”，也恰恰在这十年里面，我们国家粮食进口量、主要农产品进口量，农产品贸易逆差在扩大。2004年之前，我们国家农产品贸易顺差，2004年之后实现了贸易逆差逐步扩大，而且近几年数量平稳增加，所以这种情况下意味着什么？其实一个很重要一个方面，就是受我们资源禀赋所限，依托我们国家现有资源保障所有农产品供给，现在既不可能也不经济，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央提出要构建新时期国家安全粮食体系。

      过去粮食自给率的指标要保持95%以上，如果按照这个指标来算，有缺口。如果固守这条标准线，全保的结果是把重点丢掉。基于这样情况，这次中央文件一个重要的一条政策，就是要确保谷物的自给，口粮的绝对安全，而且并提出一系列相应的保障措施，为整个国家粮食安全奠定基础。

实际上现在强调粮食安全概念，我理解很大程度是一个食物安全，特别是口粮是核心最重要的，我们依托自己力量保住了，我们要在充分利用国内丰富资源，更多利用国际资源国际市场。这两年，去年进口6300多万吨，有关专家测算了一下，大体上进口大豆折算成粮食耕地的话在6亿亩左右，因此从当前需要出发提出了这么一个粮食安全的战略。这个战略的提出对我们整个农业生产，包括农业发展方式、农业布局都有重要的意义。

第二点，关于深化农村改革，深化农村改革，今年一号文件整个文件都贯彻了这个思想，这里面有三个方面要重点理解和把握：

第一条，要创新农业的经营体系。第一个要着重理解土地的所有权、承包权和经营权三者分离。我们国家农业规模在国际上属于超小规模，目前我们国家人均耕地6.5亩，劳均耕地不到11.4亩，是9.6亩，我们要搞农业现代化，在超小规模基础上不可能实现的，那么出路就在于发展规模经营，只有把规模经营发展起来了，农业技术推广也好，金融支持也好，才有可能可行基础。但是要走农业规模经营，有很多方面的障碍，其中一个在体制机制上的障碍，就涉及到承包权的问题。大家都知道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通过第一轮农村改革，实现农村土地所有权与承包经营权分离，这是第一次的两权分离，这次从三中全会到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来，要把土地承包经营权中承包权和经营权再次分离，这样就实现了土地的所有权、承包权和经营权的三权分离，其目的就是为了进一步的为土地的流转和推动规模经营奠定体制机制方面基础。最近这几年来土地流转应该说速度还是不慢的。去年6月份，我们土地流转率已经达到了23.9%。要推动规模经营实现三权分离，当前的一个基本工作就是中央一号文件强调的要搞好土地确权颁证，从这两年实践中来看有的地方由于方式方法不当造成了一些矛盾，所以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针对这些情况提出来，在土地确权颁证过程中要发挥农民自身作用，通过农民协商，采用什么形式可以由农民自己协商。

三权分离，应该说是具有基础性的非常重要的作用，同时一号文件还提出来要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里面提出了很多政策措施，比如说在培育新型农业主体方面，国家在一些扶持政策方面给予倾斜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包括家庭农场，包括农业企业，也包括农业合作经营组织等，所以，今年一号文件在创新农业经营体系这方面有很多政策。

      第二条是关于农村的土地制度改革。土地制度改革要试点先行，在试点基础之上来逐步推进。去年年底农村工作会议，包括刚结束的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培训班的会议上，一再强调在土地问题上，即使是搞试点也要经过批准，因为土地制度改革问题，涉及到农村，也涉及整个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在推进农村制度改革方面也有三个方面内容。第一是关于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问题，我们国家宪法规定，我国农村土地集体所有的，要改革土地制度，就要对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改革和完善，其中有一块就是说要实行三权分离，同时在这个基础之上还要研究一个问题，我们强调土地集体所有制，还有很多理论性、基础性的问题不是很清楚，比如现在谁是集体代表，集体经济组织到底设哪一级，这个不光是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改革面临问题，整个经济体质改革也面临着这个最基础问题。再一个，农村集体所有土地改革过程里面，土地权利是包括占有、使用、收益、处分权利。现在理论界也好，包括一些地方提出，要在现在的土地的占有、使用、收益这个权利基础之上，进一步扩大权能。对这个观点现在也很明确，改革只能在占有、使用、收益这方面做文章，处分权问题上现在不会放松。为什么呢？因为如果要把处分权放松，基本上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就名存实亡了。第二关于宅基地改革问题。去年三中全会文件和今年一号文件提出来要完善宅基地制度，在试点基础上稳慎地推进农户的住房财产权的抵押、转让试点。这里面临一个基本的问题，就是农村农民宅基地，因为农民是集体组织的成员，凭借成员权，所以由集体免费提供一户一宅，而且宅基地的转让只能在本村进行，这是三个基本要素。如果说农民的住房的财产权可以转让可以抵押，住房是跟宅基地连在一起的，住房如果可以转让、抵押、支付，那这个宅基地住房所依附宅基地怎么办？本来农民自住自用，住房宅基地都一起，赋予这项权利之后下一步就要研究，如果购买农民住房，那么宅基地归不归我，按照现有政策法律不行的，如果宅基地一点权利也没有，购买的这个住房的权益怎么保护，这带来很多的问题。如果购买农民宅基地，或者说农民把住房抵押转让了，那还属不属于集体组织成员，如果不是成员又会产生一些问题。所以现在强调要在试点基础之上进行，因为这里涉及一系列重大的法律关系、农村社会组织关系等一系列问题。

第三条关于农村建设用地入市的问题。一号文件有重大突破，农民集体建设用地在符合规划和用途管制基础上，与国有土地同价可以入市。这也带来了另外一系列的问题，农民集体建设用地属性和用途，跟国有土地不一样，国有土地经营权是有期限的，国有土地他还有别的权利保障，既然农民集体建设用地是同权享受国有土地一样的权利，是不是也要承担跟国有土地一样相应的责任，这个问题也很复杂。所以强调农村土地改革要进行试点道理就在这个地方。

第四条一号文件里面提出很重大的创新，就是探索建立农产品目标价格制度。我们现在农产品里面，对粮食实行最低收购价制度，对棉花、玉米其他品种做临时收储，这两项政策基本上就是在农产品供大于求情况下，通过最低收购价保护政策和临时收储政策来稳定市场，来保证农民的利益。这两条政策出台当时的背景，一个当时前几年我们粮食出现一些紧缺，出现滑坡，国内粮食价格低于国际市场，但最近几年情况发生变化，我们国家粮食和很多农产品已经超过国际市场，再实行最低收购价和临时收储政策导致国外农产品进来。关键的问题在哪里？由于农产品最低收购价提高，我们粮食收储制度也是大体上敞开的，这样导致了农产品，特别是粮食大部分集中在国家手里，形成了国家垄断，农产品市场价格机制调整作用基本失灵了。再加上内部管理水平不高，某些地方存在贪污腐败，导致一些地方的储备粮食机构在市场上逆向操作。    在这种背景下国家财政不堪重负。这次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来探索目标价格制度，目标价格制度基本含义是把我们过去包含在农产品价格里面的政府补贴给他分离出来，实现价格与补贴分离，当市场价格过低时候，国家把差价直接补给农民，当市场价格过高的时候，国家给消费者补贴，但是这项制度操作起来难度很大，目标价格怎么定，定多少，怎么把这个价差补给农民，补给农户等等有大量工作要做，同时价格补贴制度改革涉及国家调控体制一系列问题，所以中央决定今年从新疆的棉花、黑龙江的大豆搞试点，在试点取得经验之后再向其他农产品进行推广。但是农产品价格机制的价格改革方向就是这个方向。

      第三点，一号文件特别强调建立农业可持续发展机制。我们国家这些年农业成就巨大，但付出的资源环境代价也很大，所以很多地方农业开发强度过高，农业投入品化肥使用量过大，另外还有添加剂、饲料添加剂等，所以对农业环境带来很大危害，对农产品安全带来很大危害。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来要建立农业可持续发展机制，实际上有三条，第一，通过增施有机肥，改变耕作制度，实行土地的深松。从今年开始会在全国搞1个亿（1亿亩？要核实）的深松试点，在此基础之上今后几年会继续扩大。从黑龙江深松试点情况来看，好的地方可以增产30%，差一点地方10%左右，这是当前促进农业生产提高措施，也是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重要举措。第二，就是减量化，让过高农业开发强度逐步降下来，过多农业投入品减下来，把过渡的污染要降下来。一号文件提出来要建立农业的投入品的监管制度，建立农业环境损害赔偿等一系列制度。第三，加大保护力度，让农业资源休养生息。休养生息是第一次在中央文件最为重要的指导思想出现，对重污染地区和地下谁超采地区，要实行退耕、调整种植结构等试点。

孙林（农民日报社总编辑）：下面有请中华新闻工作者协会翟惠生书记讲话。

中华新闻工作者协会党组书记翟惠生

翟惠生（中华新闻工作者协会党组书记）：农民日报办这个研讨会，一个主题六年说明什么？说明这个话题有活力，可持续性、活力来自哪，我个人感觉是有政治背景、经济背景、社会背景和民生背景所决定，特别2020全面实现小康，如何让农民富起来是刚性话题，这不可改变。今天说有什么新意呢？2014年说如果从新闻传播角度，起码有两条，第一条我们现在常说两句话是什么？第一句就是学习贯彻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第二句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十八大以来一系列讲话精神。在今年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后，这个话题的意义不一样的，因为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决定里面，对“三农”问题有很多论述，我们现在认识这个问题，实际上就是在传播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的重要部分，我之所以强调这个，因为这个话题不止是农民日报这样的农业类媒体的责任，也应该是综合性媒体，或者非农业的专业媒体的共同的责任，这是大家共同的责任，说这个事就是宣传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因为十八届三中全会他是有落点的，“三农”问题，让农民富起来是重要的落点。第二句话，习近平同志一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体现什么？按照习近平同志最新讲话，就是治理国家体系建设和治理国家建设能力现代化的问题，“三农”问题也是国家治理体系当中重要组成部分，这个问题解决不了，国家治理体系建设就有缺陷。我们今天讲就是要把这个问题解决了，按照习近平同志说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有人说问题是倒逼出来的，为什么现在出现这些问题，正视问题，就是要发现问题，提出问题，思考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新闻传播的过程就是这样一个过程。我们要直面“三农”工作当中如何让农民富裕起来的问题，把问题提出来。通过我们的新闻报道，引导民众进行思考，最后能够达到解决或者逐步解决这样目的。我们学习习近平总书记一系列重要讲话一定要有恰当落点，解决这些问题目的干什么，就是为了完善我们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因为这个制度还有不完善地方，小平同志讲一套成型的制度需要30年，为什么要30年，因为要不断实践，不断总结，不断提炼，不断完善，而并非其他的目的，如果最后改变我们制度那就南辕北辙了。这就是核心，必须共同努力完善，把问题解决了才能不动摇，要不然光说不动摇，不解决问题，怎么能够不动摇呢，所以新闻媒体对“三农”问题认识，对农民增收问题认识要这样考虑，这就是最大的讲政治，政治家办报，政治家办台。话要常说常新，新闻关键在新，新在哪？就是要突出政治背景、社会背景、民生背景、经济背景。

   孙林（农民日报社总编辑）：下面有请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刘振伟副主任委员做报告大家欢迎。

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刘振伟

  刘振伟（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依法规范农村金融服务 推动农业和农村经济健康发展

农村金融是农村经济发展的核心，也是国家整个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对加快农村金融制度创新、强化金融机构服务“三农”职责、发展新型农村合作金融组织、加大农业保险支持力度等方面提出了明确要求。如果把这些要求落实好，提升农村金融服务水平指日可待。与此同时，依法规范农村金融服务也需要提上日程，以使农村金融管理和服务规范化，支持农村金融改革发展的政策长期化，农村金融法制化。

农村金融法制化是解决农村金融改革发展中体制机制性问题的必然选择。我国农村金融服务中存在的诸多问题，既有农业产业的弱质性特征、农业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大等因素影响，也有商业银行效益考核压力、政策性银行资本金不足、农村合作金融萎缩、农村信用社历史包袱重、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发育慢、农业保险发展不快等因素影响。但从根本上讲，是我国农村金融服务在组织创新、功能定位、扶持和监管政策等方面，存在着一些体制机制性问题。通过立法，可以推动这些体制机制问题逐步理顺。

农村金融立法，重点解决哪些问题？一是各类金融机构的支农责任。国有商业性银行、政策性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合作金融机构等，在金融支农功能定位方面，需要有相对合理的分工。面向农村的金融服务，不只是农业银行、农业发展银行和农村信用社的职责，这些机构是主力军，但不是“独立大队”。其他各类金融机构，凡是在农村地区吸收存款的，都应有服务“三农”的责任，要建立对其量化考核的指标。总的思路是，不同的金融机构，对“三农”的服务领域、服务方式、服务力度可以有差异性，但绝不是洁身自好，与己无关。这是农村金融立法首先要考虑的问题。二是农村金融机构的内部运作和治理机制。对商业性银行承担支农业务部门的运作机制进行制度设计；对农业政策性银行的资金来源、支农方向、经营方向应明确界定；对合作制银行的改革方向及治理结构应进一步明确；对新型小微农村金融机构进入市场采取引导、规范的监管导向，立足于促进发展。总之，商业性金融、政策性金融、合作金融要功能互补，错位发展，相互协作，适度竞争。另外，对民间金融要及时管理和规范，不能等问题成堆再治理。三是对农村金融服务给予长期化的支持政策。目前，缺乏与农村金融服务有效衔接的财政、货币和税收等长期扶持政策，扶持政策的受益期限、扶持对象、覆盖范围等都有局限性。今后的政策导向应该是，无论什么性质的金融机构，谁支农就扶持谁，谁支农力度大，享受的优惠政策就多。当然，政策支持也要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支持要适度，防止越俎代庖，使农村金融服务丧失活力。目前急迫要解决的问题，是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和支持政策长期化问题，这是主要矛盾。四是农村金融的风险分散和转移机制需要完善。目前，涉农信贷缺乏风险分散和转移机制，农业保险保障力度小，难以适应现代农业发展和金融多样化的需要。农村信贷抵押品选择单一，担保机构数量少，资金实力不足。这也是立法要重点考虑的问题。五是建立农村金融服务的差别化监管政策。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制定符合农村信贷业务特点的监管制度”。对国有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合作银行以及小微农村金融机构，凡是面向农村提供金融服务的，建立差别化的监管政策。存款类金融机构与非存款类金融机构、涉农金融机构和其他商业性金融机构，监管政策要有区别。政策取向错落有致，不搞“一刀切”。六是农村金融生态环境建设需要重视。在农村金融生态建设、征信体系建设、金融知识普及、金融人才教育等方面，都需要各级政府及有关方面的共同参与和推动。

总之，解决农村金融服务的体制机制性问题，应当通过立法和政策共同推动，这是从根本上解决农村金融服务问题的必然选择。国外解决农村金融服务立法先行的做法，值得我们借鉴。

     孙林（农民日报社总编辑）：谢谢刘主任对农村金融难点进行深入解读，请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韩俊副主任做报告大家欢迎。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韩俊

      韩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在去年年底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第一次明确的提出中国要强，农业必须强；中国要美，农村必须美；中国要富，农民必须富，让农业强起来，让农村美起来，特别是让农民富起来，这是新的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的一个利益高远，内涵十分丰富的宏大命题，关系到我们能不能够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事关“三农”中国梦能不能实现。“三农”中国梦，让农业强起来，让农村美起来，让农村富起来，这是亿万中国农民的梦想。怎么让农民富起来，这是我们研究“三农”所有的人，我们面临的一个最大的困难，我们必须回答最重大的课题。

这几年惠农政策力度非常大，国家对“三农”的投入力度非常大，2003年到2012年中央财政累计安排“三农”支出超过6万亿，2007年到2012年超出4.9万亿，那么中央财政用于“三农”支出占中央财政总支出的比重现在高达19.2%。总趋势中央财政对“三农”支出力度越来越大，现在中央财政每花5块钱就有1块钱花在“三农”方面，或者“三农”有关方面。

对农民直接补贴增长速度也是很快，有人说现在生产1万多亿斤粮食，“三农”支持也1万多亿，一斤粮食补一块钱，这个说法不对。为了搞清楚这个问题，我们在吉林调研，让吉林从县到省算账，这些年每年从县到中央，用在粮食方面的直接间接投入到底有多少，中央财政在吉林产粮大省用在粮食生产各种补贴和投入，一斤粮食也就是两毛钱，粮食直补四项补贴摊在每斤粮食上也就只有1毛钱，产粮大户的奖励补助每斤粮食两分钱，再加上跟粮食有关的基础设施投入，中央财政在吉林一斤粮食补贴2毛钱，地方财政用在粮食上投入，一斤粮食大概2毛五分钱。这个帐我在河南也算过，2毛多钱，不会超过3毛钱。现在有人说一斤粮食国家补一块钱，这个说法经不起推敲。

那么这些年农产品价格在涨，农民工工资年年在涨，农民外出就业规模年年扩大，但是城乡收入差距仍然很大，现在还是3比1以上，差距应该是非常大的，就是说我们最近对全国205个村庄做调查，1000多位大学生，入户5000多户以上，基本上格局60%家庭有人外出打工。现在农民收入里面，2012年来自种植业的比重26.6%，工资性收入占43.6%，虽然家庭经营收入超过工资性收入，但是纯务农收入比工资性收入低了，城市化趋势不可阻挡。农村未富先老，目前留守老人5000万，留守儿童6000万，留守妇女4700万，现在搞现代农业需要有更多农民留在农村。调查表明务农年龄47.6岁，在很多地区沿海务农的平均年龄都超过50岁，这么下去也不是问题。如果务农不赚钱，当农民不体面，谁还愿意留在农村，所以说大家担心农村会越来越成为荒芜农村，留守的农村，所以说农村发展说到底就是怎么样让农民富裕起来，农民富不起来农业也强不起来，农村也美不起来。我们讲解决13亿人口吃饭问题，是治国理政头等大事，当然我们一定要跳出农业解决问题，不能就农业谈农业，我们现在农民人数，农村常住人口6.5亿，真正有户口农民有8亿人，这些人怎么致富，这确实是一个我们破解“三农”的难题，是我们最大的一个难题。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我想讲几个观点：

第一点就是要以“解决谁来种地，地怎么种”为导向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我们现在户均规模大约在7.15亩，经营10亩以下的农户占家庭承包户的比重在85%，周边日本韩国包括台湾省规模都比我们大。毫无疑问目前这种小规模分散的家庭经营方式存在着明显的局限性。按照目前种粮收益水平，最近在吉林、河南、黑龙江调查了大约每个省前15个或20个产粮大县，比如在河南滑县，一个产粮户全家一年种粮纯收益，相当于一个劳动力外出打工一个月的工薪收入。所以说从长期来看，包括从短期来看只有引导农民，流转承包土地经营权，只有让更少的农民种植越来越多的土地，专业大户联户经营，加工农场包括农业专业合作社等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才能保证务农有合理的收入，才能保证当农民比较体面。

但是，发展适度规模经营这件事还不能急。在中国规模是不是越大越好？我们最近在滑县调研发现，规模经营这些主体的单产低于小规模农户，大户的单产比小户、散户要低，不但是河南，在吉林、黑龙江，包括在浙江组织大规模调查，发现大规模农场单产比小规模农户还要低，我们查大量文献，从国际上来看，这个结论是成立的，大农场单产比小农场都普遍低。中国今后我们土地流转，如果说土地流转大户里面去，单产下来，恐怕不是一个方向。如果说土地流转都不种粮食，这也不是一个方向。最近在江苏一个大市调研，这个市的土地流转是最高的，对一个大农场流转的100多家农户一个个调查，比较土地流转以后种水稻多少，发现种水稻的土地比例占1%，很显然，当一亩地的租金高到种粮已经无利可图，土地流转只能非农化，这个挡不住。

      我们在河南调研，说为什么大户的粮食单产要低于小规模农场，农民告诉我们关键是农时管理跟不上，务工出工劳动监督比较困难，农民自己地里拔草一次拔干净，在农场里四次五次也拔不干净，农民自己晒谷子一次能晒干，雇农民给农场晒谷子，五次六次也晒不干。一位种粮大户告诉我们，雇来的农民打药不经心，种粮不经心，除草不经心。我们调查发现了一家农场他的单位亩产最高，但是规模不是最大，农场主讲他的管理经验很简单，就是和雇工一块干，同时劳作，实行严格现场监督，但这种管理方法很难再扩大规模。河南省对150个种粮大户做调查，从单产来看，平均种植面积低于200亩的大户单产最高，主要原因是种200亩左右靠家庭自己两到三个劳动可以基本满足生产需要，基本上不需要雇工。当雇不到工和雇工不得力的时候，生产就受影响。河南的调研也表明，在现有机械化水平和服务水平下并不是规模越大，效率越好，并不是最大的农场收入就最高，有3000亩还不如500亩挣钱多。我们大体算一下，如果我们现在平均规模，北方达到120亩，南方达到50-60亩，我们农业上还需要释放1亿劳动力，才能达成这么一个规模。所以土地流转这件事，这件事千万急不得，不能够拔苗助长，不能把土地流转的快慢、土地经营规模的大小作为我们衡量农村改革的标准，千万不要有这样标准，不能搞强迫命令，更不能够搞大跃进，不能人为的垒大户。我们需要做就是要尊重农民意愿，维护农民权益，把选择权交给农民，让农民唱主角，扶持但不包办，引导但不替代，真正做到土地流转能够惠民、利民、富民，而不是富了个别的老板。

第二问题就是以解决农民财产权益为导向开辟农民增收新渠道，也就是农民要有更多的财产性收入。台湾公共土地征收大约有1万公顷，补偿完全按照市场价，台湾过去10年工业化、城镇化还有一种增收叫做区段征收。区段征收就是公共用途和商业用途混在一块，这种区段征收对农民补偿力度比大陆大得多。台湾6万公顷区段征收，当局把生地变成熟地，再把45%地还给农民，农民自己可以开发，也可以卖掉，另外他里面6万公顷43%左右用来建各种基础设施，比如车站、道路、学校，只拿出12、13%，不到15%的土地来去出售，也就是台湾用卖12、13%商业性土地的收入，做出了台湾城市化过程中这么好的基础设施，这也是土地财政，但是给农民补偿占45%。所以说我们要让农民富裕起来要给土地确权，要赋予农民更多土地财产权，在确权赋权的基础上，在城镇化的过程中，要让农民获得更多的土地增值收益，在符合规划管理情况下，要允许农民利用集体非农建设用地，搞一些开发出租，农民可以实现入股分红。这个题不破解，我们大城市郊区的农民不可能迅速富裕起来。

第三个问题要以解决“钱从哪里来”为导向提高农民公共服务水平，现在农村公共服务要解决的问题很多，让农民富裕起来，你必须要给农民提供像样的公共服务，比如说说现在让农民喝上干净水，让农民走上平坦的路，让农民烧上清洁的气，都需要花钱。

第四点要以解决“人往哪里去”为导向推进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现在中央提出到2020年要有1亿农民工城市落户，转为城市居民，这是一个很艰巨任务。现在最难问题是住房，比如我们在浙江一个地级县级市嘉善调研，外来农民工40、50万，本地人40、50万，在本地买房子的农民工占0.3%，本地房子贵买不地，另外本地买房子没有用，农民工孩子不能在这儿上高中考大学，因此农民回老家建房买房有合理性。1亿农民工城市落户只有7年，落在哪里，这是一个问题，所以城镇化不是简单给农民户口，户口背后是什么？得有就业，得有均等化公共服务，得有立足之地，如果没有就业，没有均等化公公服务，没有立足之地就是让农民当市民也没有用，所以说推进农村人口转移市民化这是大难题，不要把它简单看成落户。“新型城镇化”强调以人为本，城乡统筹，科学规划，绿色低碳，最重要的是要产业发展，就业创造，公共服务提供和人口聚集这四项要统一起来，这四点统一起来，才是我们所讲的“新型城镇化”。

孙林（农民日报社总编辑）：下面有请中国农业大学柯柄生校长做报告，大家欢迎。

中国农业大学校长柯柄生

      柯柄生（中国农业大学校长）：我就讲一个问题，粮食安全问题。十年粮食增收，这是一个历史奇迹，但是必须看到我们粮食供求关系依然紧张，将来挑战更大。

首先是粮食等农产品需求的增长被大大低估，现在流行官方判断是每年粮食增长100亿斤左右，我估计实际每年增长是200多亿斤。粮食增长原因，一个是人口增加，另外一个是收入会拉动需求，第三个原因是工业生产对粮食的需要，还有一个非常重要因素就是农民工的消费。现在我们的食品消费的统计，2.7亿农民工是没有被统计在内的，后来去年我们做一个调查，6个城市4000个样本，调查结果显示，当然是很初步的，农民工粮食消费水平，包括原粮包括转化产品的，比城镇居民高50公斤，比农村居民高120公斤。这个结果与我们的逻辑题干是相当一致的。农民工每年增加1000万人，这一部分对粮食增长的需求也是非常大的。

免责声明：

• 1、本文系本网编辑转载，转载目的在于传递更多信息，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
• 2、如涉及作品内容、版权和其它问题，请在30日内与本网联系！010-5718 0536
• 3、本网欢迎作者投稿，投稿邮箱：zhouyx@accfutures.com(本网刊登的文章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